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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出来整。这是毛提出的,但是谁向他汇报的呢?叶剑英不会提,搞得后来叶剑英也被调走了。因此后来搞反地方主义,广东反地方主义,福建反地方主义,云南反地方主义,四川也反,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地下党,反得更厉害了。最厉害的是福建、广东和云南,这三个地方都有地下武装,都有根据地。反地方主义实际上是向原来坚持地下斗争的一切同志的一个下马威,完全不对。他们那么多年的艰苦奋斗,你现在不但不去安慰他,你还让很多地方都降几级,然后职位又都是副的。反地方主义同反右派之类相同,打击面太大又无根据,丝毫不可理解,绝对错误。广东那么多老干部,打的垂头丧气,开会斗争,全是莫名其妙。共产党自己整自己非常厉害,一点都不讲究情面,一点也不考虑是不是事实。就是要天天斗,“8亿人口不斗行吗?”这是毛主席的口号,8亿人口要讲团结,而不是天天斗。斗得国破家亡,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斗的国破家亡,人穷财尽吗?家家都怕,家家都提心吊胆,哪一天是不是要整到自己的头上了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谈反右《大师》:请谈谈反右运动时的人民出版社。曾彦修:反右派在人民出版社确是一场十分可怕的天祸。当时我是“肃反”一年后又转为反右派五人小组的组长。反右派闹起来以后,我们单位,当然要号召,要动员学习文件这一套。闹得是轰轰烈烈,楼上楼下大院子贴满了大字报,什么事儿?其实什么事也没有。到现在为止,我还在想,从头到尾,好像人民出版社关于提意见,没有一张是我和王子野的。即使有啊,对王有质疑,希望你做事情决断,决心要下得快一点。对我也差不多,说我怕事,胆子小。我们有两个工作人员,小事情闹得很厉害,天翻地覆,楼上楼下,基本上墙上大字报贴满了,其实真是鸡毛蒜皮。整风以后,非响应不可。不但单位没有大字报不行,作为个人你不写也不行的。大家都要写,哪个不写也不行。始终不写的也有,戴文葆、王以铸他们就始终没写,一张都没有写过。贴的全是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,“赵王事件”。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出版部主任,姓赵,他是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工作的,非常认真,但是非常倔强,他批评下面的人也很严格,得罪的人也不少。突然间闹得天翻地覆了,一个女同志出了一个大字报,说他找她谈话的时候语言性的性侵犯。那个时候落后得很,群众一样落后,在男女问题上成了绝对封闭。这件事闹得天翻地覆了,这个同志我找他谈了两次话,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了不得。确实有,你写一张大字报表示道歉,就行了。我说,我会保证,按照党规党纪,这个事情你是不会受任何党纪的处分的。另一件事,是我们那个人事科长,他修改过他的经历表格,把入党的时间提前了几年。这表格是不同的时间填的,在同一个字,比如说1950年,改成1955年,统统都是这个字,0变5吗?这个事情是我发现的,怎么会发现呢?当时规定,肃反运动以后,参加或列席五人小组会议的人,每个人要做一个鉴定。大家就奇怪,你不同的时间填的表,怎么在同一个字上写错呢?而且共产党对这件事严格得很,表格上党龄这个问题写错了,当然作废。你再找一张纸填就行了,即使不是另外找一张纸填,这个字改了,单位一定要盖章,说没有纸了,没有表格了,这个修改是算数的。我们秘书长找他谈话,就把他从人事科调进另外一个科工作,暂时没有改变他的科长职务。这样一来,这个事情的大字报更多。说我优柔寡断、姑息养奸之类。也根本没有提到整风的问题。什么中央提出来的“反官僚主义”反什么主义,还要对上级提意见,一个字都没有。当时一个单位有一个黑板报,是党支部领导的。当时它也不听党支部的话了。黑板报一个编辑来找我谈话,我说你要谈什么?他说你看现在人民出版社整风运动怎么样?我说闹了两个月,没有闹出名堂来,啥事情也没有?我星期天来访问你,谈一下好吗?我说,好啊,有什么不可以。我是想大而化之,离开具体问题去谈,不就应付过去了。所以我就谈的大而化之,我就从最抽象的讲起,说一个政党也好,不管过去怎样,得到政权以后如果不及时总结前朝的经验,确实是容易出事情的,要出很多问题的。我说蒋介石就是这样,1928年他取得了全国政权,把封建军阀大多数打垮了,基本上还是拥护他的为主,他就不好好搞,镇压革命运动,镇压进步的学生运动,“九一八”日本人侵略他也不抵抗。直到三四、三五年,人民已经要打倒国民党、打倒蒋介石,内部也反对他。我又引了两句诗,这两句问题更大,我当时没有什么意思,我说杜甫有两句诗,叫“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浊”。我特别声明,我们共产党,在山泉水是清的,出山以后泉水还是清的,不过好像没有在山沟里的泉水那么清了。这些经我看过,黑板报全弄出来了。一千多字,这一下,像原子弹立刻传开了。那个时候,各个单位的领导这样发表意见,简直是石破天惊。第二天,各处几百人就来看这个东西。我就有点奇怪,究竟是好奇还是怎么样?我这是应付,不得不空对空讲几句呀。但上面知道了,好几天每天都几百人来看,我晓得这回恐怕老命不保了。宣传部把我这谈话的全文印上《宣教动态》。《宣教动态》当时登一些著名人物整风时的讲话。一登上去,我就知道,这个事情上面已经有结论了。右派已经挂上号了,下面只要反右派了。这以后又拖了相当一段时间,我仍是五人反右小组组长。毛写的一些内部指示,我统统都看了。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了。但是我看见的,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一个,到现在为止未见到过。说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吃人的狼,我们把这些狼的脊梁统统打断。其中一批人,要把他们祖宗三代的丑事,统统揭出来。具体还讲了龙某。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,但是造谣我造不出来。当然,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要被打断脊骨的分子。然后有一天早晨,我从后门去上班。一进门,不得了。满院满墙打倒右派分子曾彦修,大字报,标语、口号都贴满了。标语的字直径一米,比“文革”时还大。什么时候贴的我全不知道,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后来知道,早上新华社已经广播了新闻,我的全国新闻照片到处都是。以后开我的批判会,不大批判得起来。因为没有材料,下午两点才开,把人集合起来,叫口号叫了半天,然后你一个人发言,发言完了又叫了半天口号,不到五点就散了,真正开会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。这种会怎么开得起来,没有什么事情好揭露。但我知道我这个批判没有半年是不会收的。讲什么?我这个专案小组长大概是陈原。陈原是解放初期的共产党,老进步分子,陈原是个学者型的人,但是新党员。这两种身份来做我的专案组长,肯定不是追查历史,若是,陈原怎么能够追查呢?另外,肯定也不是追查什么“现行”。于是我就每两个礼拜写一次交代,检讨。交代什么呢?没有事实好交代,一句话都没有。因为我当编辑,知道点历史上的第二国际,第二国际那些头,有一些什么思想,什么主张。于是我就说,第二国际头目的那些观点我都有。其实那才真是胡说八道。第二国际被认为是反革命的。第二国际的那些人有什么,我说我统统有。我有这个思想,还比较严重,所以每一次这样交代好几千字,这好几千字,批判会这些人都要去看。看了要研究,要消化,还要现场发言。所以变成我出题目的,大家做文章。两个礼拜一定开一次会,所以才可以拖半年多。所以人民出版社反右派,是在反了我的右派之后才开始反的。我是提前反。提前反之后,所有的批判文章、大字报、电影,我至今未看过一个字。如果我现在把这些人的名字弄出来,不是我的面子下不去,是发言的人面子下不去,等于是出他的丑。中国很多运动都是这样,被批判的现在不怕,你拿出来好了。你批判人的全部拿出来,没人敢。像文化大革命。批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、批胡适、批胡风,反右派……均是如此。批人文章现在无一人敢拿出来。这十几年有一批致力于恢复毛泽东路线者,十年以后不知道将如何对待他们的文章?那些发言是经过动员的,反复去动员,人家也是逼迫这样,哪个是自愿的啊。反右派就是这样啊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谈上海《大师》:您是1970年下放到上海的,待了十几年。您也写过,自1955年柯庆施到上海后,上海就变成了一个“静静的上海”了。曾彦修:上海这个地方从19世纪的最后,到20世纪二三十年,三四十年,它在全国经济上、思想上,文化上是一个龙头。因为北京的五四运动,很快立刻转到上海去,上海接过来,主要宣传民主思想、革命思想、进步思想。上海有一个租界,那个租界就是照英国人的办法,你在那个地方讲点民主,讲点共产主义,它是不管的。敌占时期当然改变了。改变的就是不能宣传抗日,不能宣传中国共产党,不能宣传蒋介石,但是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亲日,你这个报纸不宣传亲日照样可以活下去。解放后,文化界的人士不断往北京调,比较彻底的如电影界。过去全中国的电影人都集中在上海。到了1954、1955年,以夏衍为代表,上海地下党的进步文化界人士,基本上都调到北京来了。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,像北京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政府,当然不能在首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城市更活跃。因此上海的文化思想解放以后慢慢就削弱了。五十年代中,柯庆施去了,柯这个人是极端的统治文化、统治思想的,柯庆施带着张春桥去,就是把江苏省、南京市这两个班子带去了。他自己好像什么水平也没有,石西民也带去了。石是老地下党员,大概是1927年的,长期在上海,地下党、重庆新华日报等等。这样一来,石西民去了就起个制衡作用,张春桥是极左的,柯庆施也是搞极左的,但石西民资格老,又是宣传部长,文教书记,有石西民在就多少稳一点。要他改变上海的局面,他也改变不了。但是,石西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反对了极左的。1957年反右,1958年大跃进,这以后上海也是跟全国一样,一天天地左,这个事情当然也不是柯庆施个人,他是迎合整个趋势,只是他迎合得厉害一点。所以上海思想界、文化界很沉闷,人才多的不得了,就是不能说话了。石西民这个人,因为他资格老,也爱惜人才。胡风分子分配在宁夏、甘肃的一帮人,何满子向石西民写了一封信,石把他从宁夏调回上海。上面调我到上海去,到《辞海》编辑所,最普通的技术工作人员。我到上海的第二天,还没上班。临时住在简易房子里面。那天下午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,说石西民要见你,石西民他在锦江饭店开会,把我叫去。他走出来,见了我几分钟,两三分钟,其实,这就是他打招呼:他来上海,你们不要整天打他的主意,不要整天批斗他。就是这样。1964年下半年搞四清,这个时候左的空气已经很厉害了。任何人一点名都会点到我,我是个大右派,没人阻挡得了,政治运动就是这个样子。后来,上海出版局通知我,参加出版局的四清工作队,出版局长是队长,我是队员。所以,这个问题我们单位的人也不敢提,也做不了决定的。这个事情最后知道是石西民的意见。出版局长也定不了,他敢定吗?斗到他头上,他吃不消的。这就是告诉大家:你们就不要清他了,他还可以去“清”别人吧!石西民1955年就调到北京了,因此上海整个的宣传、理论、文化界,1955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,就没有一个很有分量的人在,像夏衍、石西民这样响亮的。所以上海就由柯庆施、张春桥、姚文元这些人由活搞死了。微觉此生未整人《大师》:您的《九十自励》写道:“碌碌庸庸度此生,八千里路月和云。夜半扪心曾问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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